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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地暖阳》——献给工作在铁岭监狱艾滋病、肺结核病监区的“战友”们
发布时间:2019年11月27日 来源:省局宣传处

  你是风雨中的一棵青松

  控瘟止疫

  挺立在远离都市的寂寞高墙

  你是秋日里的一束暖阳

  经年累月

  让绝地闪耀着人间大爱的光芒

  你是长夜里的一支利剑

  直面危险

  战斗在没有硝烟的特殊战场

  你是共和国不朽的丰碑

  驱除邪恶

  为千家万户带来安宁吉详

  谨以此文献给工作在辽宁省铁岭监狱艾滋病、肺结核病监区的“战友”们——

  

  引言

  九月的一天,碧空如洗,阳光明媚却不刺眼。举目天空,天蓝得连一丝浮絮都没有,像被过滤了一切杂色,瑰丽地熠熠发光。时令虽已是北方的初秋,但远处的山峦仍然满眼葱绿、生气勃勃。近处的田野里却是金灿灿的一片,好像是谁在地里铺上一层厚厚的金色地毯,在阳光的照耀下,沉甸甸的稻穗有节奏地摇曳着,风声稻浪,闪烁着丰收的喜悦。坐在汽车里望去,宽阔的公路像一条金色的腰带,在前方徐徐地延伸舒展,道路两边美丽的波斯菊在阳光下簇拥着,洋溢着笑脸争相绽放。

  “多么美丽的秋色!”我不禁感叹。

  岁月如此静好!而我的内心却存在着些许不安。

  此时的我正在前往省内唯一一所收押各类传染病犯的监狱——辽宁省铁岭监狱,这里集中关押着大量患有艾滋病、肺结核、肝炎等重点传染病的罪犯。我此行的目的是要深入采访在这块神秘的人间“绝地”工作的一线民警们……

  那么,为什么我会不安?是害怕?是联想到艾滋病、肺结核等病毒的凶险恐怖?抑或是不愿看到那些身患各类绝症的罪犯时的阴晦与压抑?

  不应该这样想啊!铁岭监狱的一线民警们每天零距离与各类传染病犯打交道,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他们也会害怕迷茫,但面对凶险病毒的环境,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投身在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他们也是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他们也有深情柔肠,但面对工作与家庭不能两全时,他们怀揣着家人沉甸甸牵挂的目光,几番春秋如一日地奉献在这寂寞高墙,化腐朽为神奇,让这人间“绝地”充满阳光!

  今天,让我走近他们,用心贴近他们的生活,用心感悟他们的人生,用心书写他们那卓越燃烧的青春。

  想到这里,我调整了一下思绪,毅然走进监院大门……

  走进艾滋病犯监区

  经过“三重门”放行后,进入整洁宽敞的监院,四周整齐有序地排列着一座座楼房,阳光下这里更像是一所校园。迎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八个红色大字在绿绿的草坪映衬下分外醒目,提示着我作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应有的职责和使命。

  向阳坡上,一些身着灰色囚服的艾滋病犯在懒懒地晒着太阳,他们或站或坐,或三三两两交谈,精神状态一如常人。艾滋病犯监区是一座乳白色的大楼,进入门厅,墙上一块块荣誉奖牌跃入眼帘:2016年被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省公务员局评为“人民满意公务员示范岗”;2017年被省监狱局评为全省监狱系统“党的十九大维稳安保先进集体”;2018年被省委政法委评为全省“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2019年被司法部评为“全国监狱工作先进集体”……

  我想,在这所特殊的监狱,荣誉的背后一定是民警们超常的付出。

  门厅两侧分布着民警的工作室,一道通透的铁栅栏门将它与罪犯监舍隔离开来。这座大楼建造于上个世纪90年代,但老旧的监舍被打理得非常干净,幽长的走廊高处悬挂着一条红色标语“感染到我为止”。这幅骇人的标语时刻在提醒人们危险的存在。走廊尽头是厕所和水房,两侧分布着几个房间。房间里漱口杯摆放得整整齐齐,没有丝毫的拖沓和混乱。

  如果没有看到重症病犯,你也许不会感到这里工作环境的恐怖。几名病犯面目狰狞、眼珠泛红、气息乏力,远处看像一条青色的蛇卧在床上,半天蠕动一下,还伴随着断断续续的呻吟。空气中布满了一股浓浓的酸臭味……

  艾滋病,令人闻之色变唯恐避之不及;罪犯,令人听之心生恐惧嗤之以鼻。如果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艾滋病罪犯人那是多么可怖的字眼?

  然而,艾滋病犯监区的民警们,他们每天都要与艾滋病犯零距离接触,监管他们的饮食起居、抗病治疗以及心理调节,帮助他们重树生活信心,而自己随时面临着被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超高风险。办公室走廊里“把风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献给社会”的标语就是对他们工作的最好诠释。

  铁岭监狱艾滋病监区成立于2005年7月,是辽宁省唯一集中关押男性艾滋病罪犯的特殊监区。十多年来,监区未发生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或重特大监管安全事故,未发生一起刑释人员违反承诺感染他人事件,艾滋病死亡率创历史新低,狱内从未发生传染事故。

  在这里,用爱背负起沉重的改造罪犯的责任,让每一名罪犯有尊严地生活、有质量地改造,是监区每一名民警不懈努力的使命和职责所在。

 

李杰的“军人底色”

 

  现年50岁的李杰,脱下军装换上警服已有20多个年头了,在部队时曾多次参加上级组织的军事比武和抢险救灾任务,多次受到上级嘉奖和表彰。特别让人感动的是1998年10月14日,面对穷凶极恶的持刀歹徒,李杰同志挺身而出与两名歹徒英勇搏斗,身中数刀毫不退缩,保住了群众的生命财产,自己却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之中。2000年2月,李杰同志被铁岭市政府授予“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并荣记“个人二等功”。

  转业到监狱工作后,李杰长期坚守基层一线,不改军人本色,把军人的坚忍和刚毅带到监区传承。在“谈艾色变”的年代,面对高风险的艾滋病监区,李杰胆壮心雄、直面恐惧,担起艾滋病监区的监区长、党支部书记工作。

  在这里“8小时工作、24小时压力、365天责任”是监区工作的真实描述。到艾滋病监区工作一段时间后,李杰发现,艾滋病监区押犯的成分复杂,他们中有来自新疆的维族罪犯,有来自四川阿坝州的彝族罪犯,大部分“刑期比命长”,且入监前已将亲情糟蹋殆尽,家人不愿管、保外就医不愿收。其自身又悲观厌世,情绪激惹易失控,防自伤、自残、自杀他杀的形势异常严峻。

  严守“四道关”

  李杰说,“监区押犯因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健康,一下子丢失了人生最宝贵的两样东西,对人生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很多人都有自杀倾向,这种心理压力同时也落到了监区民警身上。我们只有细之再细、慎之再慎、严在格内,才能做到犯情了然、处置泰然、秩序井然。”

  平时艾滋病监区的罪犯没有劳动任务,只是做些力所能及的简单劳役打发时间。但是管理压力特别大,病犯们没有打架斗殴的体力,闲下来就动脑筋琢磨如何倾轧别人,这无疑更极大地增加了管教难度。

  经过认真思考与艰难探索后,李杰为监区民警设置了四道“关口”——

  第一关要“谈”。即“五必谈”制度:新入监的必谈;有病情症状的必谈;思想悲观的必谈;长期不汇报思想的必谈;“刑长命短”的必谈。

  这样,就能很清楚地掌握每名罪犯的状态,拉近民警与病犯的距离,使其消除恐惧感,配合治疗、安心改造。而这项工作在其他监狱只是平常不过的一项内容,但在艾滋病监区开展起来就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医疗防护和安全保障必须丝毫也不能疏忽。

  第二关要“看”,即看护罪犯吃药。艾滋病患者需要长期依靠药物维持。入监后,艾滋病犯日常除了吃饭,就是吃药。每次监区发放的抗病毒药总有人扔掉,于是,李杰让民警们看守好每名病犯,药必须吃下去,以保证其CD4细胞(一种免疫细胞,是艾滋病病毒攻击的主要对象)指标正常。假如不按时吃药,身体会很快衰竭。

  为此,艾滋病监区的民警们编了一句顺口溜——“送药到手、看着入口、咽下再走。”

  第三关要“学”,即丰富改造生活。监区结合实际开展“三半一学一文体”活动,组织艾滋病犯每天唱歌半小时、收看新闻联播半小时、整理内务卫生半小时、学习行为规范一小时、进行队列训练活动一小时。愉悦的心情、适当的锻炼,能够有效减轻药物的副作用,更好地对抗疾病,提升教育改造质量。

  第四关要“防”,即民警要做好自身防护。民警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防止职业暴露带来的危险。勤洗手、勤消毒,冷静处理突发事件。李杰时常对同志们强调,如果身体有伤口,一定要包扎好,防止在与病犯接触过程中感染病毒。

  正是把各方面工作都做细、做深、做透,才能杜绝一个个细微隐患。

  当好领头雁

  艾滋病监区病犯的外诊率一直是监狱各监区中最高的。十多年来,监区民警已经记不清主动放弃了多少个休息日节假日,轮班戒护罪犯住院治疗,加班对于监区民警来说已是常事。

  2016年,病犯张某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部住院治疗。由于张犯属艾滋病患者,医院内科病房收治困难,李杰多次沟通后,好不容易才将张犯安排在急诊大厅治疗。由于不能影响医院急诊的正常工作秩序,又不能放松警戒,考虑到医大一院是所综合性开放式医院,流动人员较多,戒护任务难度大,李杰只好选择了每天都处理整个急诊大楼医用垃圾和生活垃圾的通道,因为只有这里才能直接观察到罪犯的一举一动。

  九月的天气,酷热还没散去,垃圾桶里全天散发出让人作呕的味道,有时还从桶底留出一股股黏液甚至乌黑的血液,加上蚊虫叮咬,让人实在难以忍受,监区民警们坚守了这辈子都难忘的“垃圾桶”旁的三个月戒护。李杰身先士卒,两个多月三班倒,由于压力巨大、长期得不到休息,他憔悴得脱了相。与其接触的医生和护士无不对他及监区民警由衷钦佩,罪犯家属更是万分感激。

  讲到这里,李杰自豪地说,这期间监区民警没有一人提出调班、串班、请假,完全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往返于铁岭和沈阳之间,忙碌在外诊戒护值班和监院内值班之间,圆满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大爱不言弃

  在这里,一句话能挽救一个生命,一个动作也能拯救一群人。

  艾滋病犯大多有一颗敏感脆弱的心,他们害怕冷漠和歧视,渴望被爱和理解。于是,李杰脱下厚厚的防护服,走进病犯中,从拍拍肩、握握手开始,加强与在押病犯的互动,消除彼此的距离感,让他们充分感受温暖与关爱。在他的带动下,监区民警们常年坚持每天进入艾滋病犯监舍查房,遇有突发事件,有时民警来不及穿防护服就进入监舍进行处理,常常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李杰经常在节日期间自掏腰包为家中无人管的艾滋病犯购买生活用品,让他们感受被关怀的温暖,重新鼓起生活下去的勇气,更让他们明白对生命的尊重、对社会亲情的感恩。

  2017年9月,艾滋病罪犯徐某在铁岭市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在该犯术后的第二天,其父亲怀着对儿子犯罪行径的痛恨及巨额医疗费的担忧,留下了一句话:“生和死都交给监狱吧!”就这样置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儿子安危于不顾,不辞而别。

  亲人的离弃对徐犯的病情无疑是雪上加霜。李杰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一边安抚徐犯情绪,一边充当起了该犯父亲的角色,照顾该犯的生活起居。更让人动容的是李杰一次次地为徐犯翻身并清理排泄物,配合医生做好观察辅助治疗工作。一次次地购买生活必需品,比亲生父亲都尽心尽力。

  有一天,李杰在给徐犯翻身擦背时,徐犯哭着发誓:“这辈子我缺大德了,再不好好改造,出去就让大汽车撞死我,不得好死……”回到监狱后,徐犯像换了一个人,从未再出现违规违纪行为。

  20年来,李杰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每天工作十余个小时。前几年,他远在老家的父亲病重,由于工作繁忙未能赶回去尽孝,老人含着儿子不在身边的遗憾永远地离去了,得知此噩耗的他只身跑到监管区外的山冈上,朝着老家的方向跪拜不起,任由热泪满脸流淌……

  十几年来,李杰不改军人本色,为了党的监狱事业,脚踏实地、无私奉献,这就是艾滋病监区团结拼搏精神薪火相传的源泉。

 

姜大勇的“大智大勇”

 

  见到姜大勇的时候,这个有着北方男子汉黝黑脸庞的中年民警刚给一个腿部骨折的艾滋病罪犯做完清创处理,因合并糖尿病,这名罪犯整个小腿外侧长期不愈合,创面大面积溃烂。姜大勇小心地用双氧水为其消毒再清理创面,溃破的腐肉及血液渗出物散发出浓重的腥臭味。

  这样给艾滋病犯处理创面,姜大勇早已记不清做过多少次了。

  姜大勇,出生于1975年,1997年从锦州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铁岭监狱从事罪犯医疗工作,现任艾滋病监区教导员兼疗科主任。这位在监狱工作20年多年的执业医师曾经在肺结核监区工作13年,任务最重的时候曾经1人负责81名重症和耐药性开放期结核病犯的教育转化和医疗救治工作。

  与死神接触最多的人

  姜大勇说,他可能是铁岭监狱目睹罪犯死亡次数最多的民警,他曾负责的部分罪犯是距离死神最近的患者。

  重症病犯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尤其是变异性肺结核病犯,由于病菌变异,产生了耐药性和抗药性,药物治疗的效果已经微乎其微,病情难以控制,随时可能发病甚至死亡。

  病犯在临终前的最后几天大多比较平静,有的家属来不了,或是不愿来,这时侯身边的监狱民警便成了他们唯一的亲人,也是唯一的依赖。在姜大勇心中,那一刻,他就是罪犯的亲人。

  最多的一年,姜大勇为9名因病离世的罪犯做过临终关怀。安顿好病犯遗体,为他们穿好衣服才离去。

  当一名病犯家属赶来处理刚离世的丈夫后事,看了抢救过程的全部视频资料,动情地对姜大勇说:“像他这样罪孽深重的人,活着应该千刀万剐,死了就应该喂狗,可你们还能这样善待他,你们真是好人啊,我给你们磕头了……”

  姜大勇说,“让死者走得体面尊严,才能让其他病犯安心服刑改造。”

  与“刺头”的较量

  姜大勇说从事这份职业“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用心管理、用情教育,改造好罪犯,让他们懂得感恩,做守法公民才是职责所在。

  当艾滋病犯孙某出现在姜大勇面前时,久经考验的他还是一愣……

  孙犯就像一具木乃伊被绑在担架上抬进来,他的四肢关节被打着厚厚的石膏,深陷的双眼中凶光毕露。由于孙犯不认罪、嚣张抗改,具有极强的攻击性,为防止周围人受伤害,看守所只能把他固定在床上,来时已在床上固定了三个月了。

  孙某,因犯抢劫、伤害、强奸等6项罪名,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4年。

  姜大勇决定要攻下这个“刺头”——

  他每天去孙犯床边谈话、唠家常,讲孙犯给受害人带来的痛苦,让他面对现实认罪服法,告诉他他配合治疗还有希望……

  久而久之,孙犯看人的目光逐渐正常了,表示服从政府的教育,接受监管。姜大勇马上让人解下他身上的石膏绑带,但随后却出现了更触目惊心的一幕……

  由于患艾滋病的原因,孙犯患上了严重的牛皮癣,全身是丘疹渗出液,散发着浓重的酸臭味。周围病犯见状纷纷避之不及,姜大勇强忍腹中返上来的呕意,仔细查看了患处,为孙犯进行了消毒处置又涂抹药剂治疗,几天下来,皮肤不但没见好,反而患处溃烂更加严重。怎么办?什么药才能好用?这让姜大勇绞尽脑汁。随后,他又到铁岭各地遍寻适宜的药膏,先是小面积试用观察疗效,在试用了十多种药剂后,终于找到了一种疗效显著的药膏,于是姜大勇一次就买了50多支。

  大爱感天动地。在姜大勇的精心治疗下,孙犯的皮肤病逐渐有了好转,皮肤干爽结痂了。孙犯能坐立了,能下床了,能与其他病犯说话聊天了。

  姜大勇多日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可才没过多久,孙犯好了伤疤忘了疼,在监舍内对其他病犯嚷嚷“刑期比命长,不如一头撞死”,情绪波动极大,又出现了易怒,辱骂民警,最后发展到连续多天绝食抗改。

  姜大勇又决定开始艰苦的长谈疗心。

  姜大勇每天利用到病区消毒、发药的机会,坐在孙犯床边,与他唠家常、聊天。为了防止孙犯情绪反复,姜大勇周末不顾答应陪女儿游玩的约定,一天不落地跑到单位来与孙犯谈话。气温突降,姜大勇把爱人给自己买的厚衣服拿来,给孙某穿上。在孙犯生日当天,姜大勇让伙房特意做了一碗鸡蛋面,给孙犯端来,并语重心长地说:“生命仅此一次,活着还有赎罪的机会。”

  孙犯被感动了,在绝食的第9天,终于开始主动吃东西了。孙犯眼含热泪对姜大勇说:“知道我得了这种病,别人都是躲得远远的,你却比我的亲人还亲!”他告诉姜大勇,他原本打算继续放纵,不让别人好过,是姜大勇的大恩大德,让他决定在有限的时光里平静地生活下去。

  大勇的“伤心事”

  面对这样一群工作对象,姜大勇与同志们不计得失、不顾安危,每天与艾滋病犯们“零距离”接触。

  而每一次这样的工作都是一次巨大的风险啊!

  他憨厚地说,“每次处理创面的体液、血液,镊子、刀剪都是风险点,稍有不慎都将产生职业暴露、甚至酿成不可挽回的重大事故!”

  我禁不住地问道,“难道你不害怕吗?”

  姜大勇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朴实地说,“这工作再辛苦再危险,总要有人去做吧!”

  随后他不无感叹地说,“作为医生和监狱民警,面对风险我们别无选择,更不能回避和退缩呀!”

  姜大勇说,每次上班,懂事的女儿都叮嘱他,“爸爸,你一定要带好手套和口罩……”说到女儿,大勇的眼眶有些湿润。

  但说实话,姜大勇思想上也曾有过顾虑,有过压力。

  在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中,医学院的同窗们纷纷谈起自己的工作现状,有的升任某医院院长,有的晋级为教授……当轮到姜大勇发言时,他说自己是一名治疗传染病犯的监狱医生,同学们未作过多评价,更没有什么关注和鼓励。或许,他们的生活与监狱工作没有交集,更与姜大勇的职业没有连接。在第二次聚会时,虽然有人告诉姜大勇参加,可是在饭桌上,大家默契地不愿挨着姜大勇坐,敬而远之的举动让姜大勇倍感失落和伤心。第三次聚会姜大勇是从微信朋友圈里看到的,这次聚会没有人告诉他,更没有人邀请他参加。尽管他深谙同学们的心情,可心里还是很难受。

  同学们的疏离是源于社会上太多的人不了解监狱,更不理解监狱人民警察、监狱医生这个职业。而他们所不知道的,正是因为这些监狱民警常年坚守一线、默默付出、无私奉献,才使社会安宁和百姓团圆得以保障。

  我们的监狱民警就是高墙内“最可爱的人”!

 

于宏伟的“两次历险”

 

  有一种执着,是那么令人荡气回肠,即使直面风险,也能敢试敢闯;有一种勇敢,是那么不同凡响,纵然牺牲自我,也能步履铿锵。

  我把这段话送给综合治疗监区的疗科主任——于宏伟。

  深秋的一天,由沈阳开往丹东宽甸的一辆长途汽车徐徐驶来。在宽甸县中心医院停靠时,走下来一位儒雅的中年男子,他疲惫的面容上略显不安,这是他半年来第二次走进这所医院传染科,也是他第二次偷偷来做HIV(艾滋病)检查。在企盼中检查结果终于出来了:“于宏伟,HIV,阴性”。他的嘴角终于露出一抹如释重负的笑意,轻快地走出医院。深秋的阳光拉长了他直挺的背影,愈发显得高大……

  于宏伟,1976年出生,1998年从大连医科大学毕业后,回到了丹东宽甸老家,在宽甸县中心医院当了一名外科医生。经过12年的努力,他走上了宽甸县中心医院的外科主任岗位,他主刀的手术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口碑。2010年,于宏伟毅然决定实现年少时的警察梦想,通过全省公务员统一招录考试成为了一名铁岭监狱的人民警察。

  自此,他的肩上扛起了警察和医生的双重职责。

  一台惊心动魄的手术

  一天,铁岭监狱的一间办公室内,监狱领导与几名同志正在严肃而激烈的讨论着什么……

  原来,艾滋病犯吉某因患有“右下眼睑巨大粉瘤”被送到铁岭市某医院诊治,而医院因其患艾滋病不愿冒风险,所以拒绝为吉犯进行手术,监狱多次的沟通努力终究还是化为泡影。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吉犯的血液中含有不可治愈的艾滋病病毒,一旦出现点滴差错划破皮肤,导致血液接触,这个后果是无法逆转的,也是任何人也无法承受的。

  难题重新回到铁岭监狱手中。该怎么办?这个手术是做还是不做?如果不做,患有艾滋病的吉犯免疫力极低,随时可能发生病情恶化危及生命,同时,吉某的消极情绪非常明显,他觉得自己受人歧视,连医院都不给自己看病了,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如果做,社会医院不同意接收,只能在狱内自己进行手术。那么这个手术怎么做?谁来做?无疑都是把自己的战友推向风口浪尖,推到死神身边。一旦出现意外,不但毁了参与手术民警的一生,更是毁了民警的家庭。

  正在监狱领导愁眉不展的时候,平日里不善言辞的于宏伟勇敢地站了出来,诚恳地说:“这个手术我来做吧,相对来说我手术经验丰富,这台手术,我做最适合!”

  于是,在铁岭监狱内进行了一台与社会医院氛围完全不同的手术,主刀医生紧张,站在门外的监狱领导、监区领导和战友们更加紧张,大家都替于宏伟担着一颗心,捏了一把冷汗。洁净的手术台、明亮的无影灯、手术刀、手术钳放在托盘上的清脆碰击声,切除的巨大粉瘤物的快速处理,伤口的快速缝合,穿着厚厚隔离服的医护人员额头上的汗水擦了又湿,湿了又干。就这样10分钟、20分钟、30分钟过去了,时间过的如此漫长……

  当手术室外红灯灭下之时,于宏伟终于走了出来,同志们帮他摘下防护头盔和口罩,他面色苍白,微笑着用力说出了两个字:“顺利!”。当场很多战友激动地为他鼓掌,更多人则为他欢呼,手术成功了!

  但是,他们只知道手术很顺利,却不知道,这一壮举实现了辽宁监狱系统狱内为艾滋病犯手术“零”的突破。

  一场虐心的艾滋噩梦

  那台手术后,于宏伟怀疑自己患上了心理疾病。接连二十多天,他在睡梦中都在回忆那场手术的细节:我的表面皮肤没有外伤,没有破溃,手术器具使用正常,与病患没有血液接触,防护装备也没有损坏,这台手术做的很顺利……尽管他反复回顾手术过程一再确认没有纰漏,但还是好几次在熟睡中被梦魇惊醒。为了放下沉重的心里包袱,更好地投入工作,他分时段(术后一个月后、六个月后)回到宽甸,回到原来的单位,偷偷做了HIV检查。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当妻子知道他回宽甸县中心医院检查HIV的时候,抱着他失声痛哭:“宏伟,你身体没事吧?当初我同意你离开家乡去铁岭当警察,可没让你给艾滋病犯做手术啊。万一你被传染,我和孩子怎么办?家里四位老人怎么办?你让我们今后怎么活啊?”于宏伟含泪笑着对妻子说:“我没事,你放心吧。我知道手术中要注意什么,我只是需要检查结果来卸下自己的心理负担。”

  然而,事后于宏伟却把一切都归功于团队配合:“这台手术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做,肯定无法完成。在手术中,同台助手、护士们都冒着和我一样大的风险,他们也是非常勇敢的。其实手术开始五分钟时,我的视线因为出汗太多已经模糊了,他们看到之后非常及时地帮我擦汗。由于手术中精神高度集中,加上防护服和头盔太厚不透气,感觉这台手术我们每个人流出的汗水,跟跑一次马拉松差不多了……”

  一次牺牲自我的职业暴露

  一天,结核病监区的病犯王某突然躺在地上佝偻成一团,脸色腊黄、胸痛难忍,大声喊着救命。周围病犯迅速围拢过来窃窃私语,不知所措,监区民警紧急找来于宏伟。通过问询检查,原来王犯在看守所时为逃避处罚,愚蠢地往自己的胸壁上拍进去7根缝衣针,有的针离心脏仅3厘米,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有的针很有可能随着身体活动戳破主动脉,引发大出血。当时急需要做的就是把针从王犯体内取出来。但王犯是一名开放期结核病犯,周围人即便戴上口罩,也无法阻挡结核杆菌的传染。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取针过程需要在放射线下进行,有些医疗常识的人都知道,长时间在放射线下工作,人体的免疫功能降低,极易被传染甚至诱发各种疾病。

  这一次,又一个艰巨任务摆在了于宏伟面前。

  监狱领导找到于宏伟说,你接下这个任务就意味着又一次扛着风险,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于宏伟再一次把自己置身危险最前沿。

  经过长达2个多小时的手术,针取出来了,王犯得救了。于宏伟却累得虚脱了,趴在床上几天起不来,一直咳嗽了三个月,经检查确认,他被传染上了肺结核。

  与上次艾滋噩梦不同的是,这次于宏伟因职业暴露真的被传染了。

  于宏伟说,他很感激他的妻子,自从他到铁岭监狱工作,便与在家乡林业局工作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分居两地。转眼间,于宏伟的孩子已经成为一名初中生了,这期间,贤惠的妻子对家庭付出的太多太多……

  知道他被传染上肺结核后,妻子从未说一句怨言,把孩子送到岳母家,让他回到家里安心治疗养病,默默冒着被传染的风险照顾他。而在病情好转,尚需进一步作康复治疗时,于宏伟又回到监狱,为一名患有丙肝的病犯进行了一台外科手术。他说:“我是铁岭监狱民警中的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我们监狱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像我这样选择!”

  “有没有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我问道。

  “没有。在这里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干起工作来有成就感、责任感。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说完,他脸上洋溢出阳光般的笑容。

 

夏兵冰的“两次流泪”

 

  今年30岁的夏兵冰,是一个相貌英俊的小伙子,大大的眼睛,明亮而有神,穿上警服一身凛然正气。而小夏就是一名每日与艾滋病犯“零距离”接触的一线民警,从管理、教育到医疗、生活等方方面面,和艾滋病犯天天“混”在一起。

  小夏每天都站在监舍一房门口像医生一样出门诊,为这些“特殊患者”开方抓药。小夏开玩笑说,“我们这儿的医院是真正做到了免费医疗,看病不挂号,拿药不花钱。”

  病犯们从最初的试探,到后来慢慢排成长队等着“夏大夫”上班来开诊看病。

  从警之初,小夏也曾有过困惑。朋友的疏远,甚至爱人的离去,都让小夏在这个本该热情满满的年纪里承受了太多压力和异样的眼光。

  小夏说,干一行爱一行,我是学医出身,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拯救他们的躯体,才能重塑他们的灵魂!

  也正是这样的想法,拉近了他和艾滋病犯的距离,让他们也逐渐的开始信任这个新来的“夏大夫”。

  毛头小伙独闯检察院

  2016年9月的一天,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急诊大厅里,人声嘈杂、混乱不堪,偌大的房间里住满了各类病症急需抢救的病人,挤满了众多焦急悲伤的家属,几名白衣天使在紧张忙碌着,空气中凝结着焦灼与不安。

  这时一位60多岁满头白发的老阿姨,突然一下子跪在一个年轻的民警面前。他们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老人给青年民警下跪?周围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带着疑惑的目光纷纷聚拢过来。

  老阿姨颤抖着,哭着说,“谢谢你夏大夫,虽然我的儿子犯罪了,但是母爱没错啊,谢谢你给了我儿重生的机会,谢谢政府啊!谢谢各位领导啊!”

  年轻的小夏愣住了,虽说各种生离死别的场面他也见过几次,可是在这人来人往的医院,老人这一跪还是让他心中一震,他赶紧蹲下身扶起地上的老人,动情地说,“阿姨快起来,您说,母爱没错,我很感动。我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监狱民警,虽然监狱高墙是冰冷的,但是我们监狱民警的心都是火热的,我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一定会尽力去帮助救赎每一名病犯,让他们重获健康,获得新生。”

  老人激动地对周围的人们诉说着事情的原委,人群中发出了啧啧的赞叹声,不时有人感慨:“现在的监狱真是文明啊!监狱民警好样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小夏管理的监区有一个重病罪犯,已经进入艾滋病末期感染阶段,正在医大一院急诊部住院,随时可能有死亡危险,监狱按照规定第一时间启动了保外就医程序。熟悉法律的人都知道,“保外就医”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有一系列规范严格的法律程序。可偏偏在这个时候,监区懂这项工作业务的医疗领导又出现了暂时空缺,当时监区只有三名年轻医疗民警,而小夏又是唯一在社会医院工作过的人,这项艰巨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这个刚刚从警8个月的“两道拐”新兵蛋子身上。

  胸怀使命的他就这样踏上了一名监狱人民警察难忘的职业生涯。

  那段时间,每天四名民警都在处理整个急诊大楼医用垃圾和生活垃圾的通道边履行外诊戒护任务,在这儿度过了“难熬”的一百多个日日夜夜。战友们的顽强坚守,病犯的病情恶化,这一切令小夏急在心里,他不仅要抓紧时间,而且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失误。

  这个“两道拐”身份的新警,每天拿着材料奔走在监狱各个科室办理审核手续,有的科室领导还热情地说,“这新警能干啊,上班半年开始办保外就医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关于保外就医工作的规定有了变化,裁量尺度及把控环节需要重新论证,保外就医手续就此停滞在检察院。为此,小夏翻阅了大量资料,查阅了各类有关艾滋病犯保外就医的规章条例,并认真准备了各项检查结果以备应对。

  据小夏说,那段时间晚上睡觉闭眼睛脑海里都是一个个有关这方面的法律条文。整整一周,小夏像在检察院上班一样,早早就来,一直到他们下班再走。先后经历了和三位处长的多次探讨,最后探讨到副检察长那里。

  在最后和检察官们的沟通中,小夏没有说法规法条,而是说了这样的话,“如果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请在座的检察官们给予一名医生尊重,这名病犯不是我救的第一个人,却是我挽救的最特殊也是最难忘的一个人。我想给每个病人生存的机会和希望。这不光是对医生这份工作的执念,更是一名监狱人民警察履职担当的校验与考量。”

  说完话,小夏不禁眼含热泪,想到这三个多月监区战友们经历得太多了,连续戒护,饱受蚊虫叮咬、气味难忍之苦,一周七天只有一天休息,余下时间全部都在轮班戒护。新婚民警庞天娇办完婚礼第二天就去参加戒护值班,新娘子气的三天没和这位新郎官说话。监区长李杰累得脱了相,还在坚持……

  所以早一天办完,同志们就早一天喘口气休息。

  当小夏急匆匆地拿着“同意保外就医执行通知书”回到医院时,监区领导和同志们激动不已,小夏看到了战友们疲惫的脸上久违了的轻松,而更让小夏想不到的是病犯妈妈感激跪谢……

  办完保外就医手续,病犯马不停蹄转诊北京佑安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后来病情终于逐渐好转。

  打破死亡专列的魔咒

  监狱工作总是充满各类挑战,2017年,考验再次降临。还有不到半年即将刑满释放的艾滋病犯王某突发怪病。王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周身皮肤起水泡、大面积脱皮溃烂,身体状态更是每况愈下,对症治疗的药物均收效甚微,躺在特护病床上奄奄一息。有一次在小夏查房时,王某颤颤微微地跟他说,“夏大夫,求求你救救我,我不想死在监狱,我还有几个月就回家了,我还想回去看看我老妈,看看媳妇儿,我不会再犯罪了,今后我想做个好人……”短短几句话,王犯吃力地说了好几分钟。小夏感觉到,王犯已经把他当作心里最后的救命稻草。

  小夏想,我必须尽力,这不光是对王犯,对其他病犯来说,这件事的影响也很大,对于今后的管理、治疗,这都是一个标杆。

  可是,怎么治呢?一大堆问号萦绕在小夏脑袋里。那段时间小夏天天翻书查资料,找中国医科大学、北方战区总医院,沈阳市传染病医院的专家们请教分析。缘于监管的特殊性,加之病犯病情的危重,环境的细微变化都可能导致病犯病情恶化,因此,小夏只能用执法记录仪记录病情,拿给专家们看。经验丰富的专家们看后,都说这种周身大面积溃烂的艾滋病并发症太罕见了,目前暂无可行有效的治疗办法。最后,小夏求到了医大的丁教授,丁教授还通过私人关系联系了日本东京医科大学有关专家。多次研究后确定了两个治疗方案,可是都具有很大风险。在和王犯讲明治疗风险后,王犯对小夏说,“如果我不相信你,我肯定死在这儿了,我愿意试一下,我接受一切后果。”

  时间紧迫,在做完相关准备后,小夏选择了其中一个治疗方案,当时小夏的内心“压力山大”……可医生的天职就是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在那期间,小夏整整三天三夜没回家,全程跟踪观察处理。第四天,王犯能喝水了,一周后又能进食了,更奇迹的是,一个月后他能下地缓慢行走了。

  有一天,当小夏早上到单位时,王犯就站在监舍门口等着他。小夏看到,虽然王犯身体还很虚弱,但他的笑容是那么开心,那是生命重新绽放感激的笑容。

  他是艾滋病监区成立以来第一个从这个特护病床上站起来的人。监区病犯们都把这个病床称为“死亡专列”,因为躺到那张床上的病犯没有活着走下来的,而年轻的小夏通过努力把这个流言终结了。

  一种职业成就感油然而生,小夏禁不住眼眶湿润。

  以后王犯每当见到小夏都深深鞠躬,同时还是那句话,“谢谢你,夏大夫!”六个字简单平实,却意义深重……

  小夏说,他们家三代共产党员,从爷爷的抗战老兵开始,到父亲的戎马一生,如今党旗、家训已传到他的手里,他要让这份责任和荣誉流传下去,努力做一名优秀的监狱人民警察,为党旗添彩,为生命护航。

 

肺结核监区的凶险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全世界每年发生结核病800-1000万例,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结核病,这是继艾滋病后,在全世界由单一传染性病原体引起的最大杀手。

  由于监狱是密集关押罪犯的特殊环境,在监狱中发病率要远比社会高,而铁岭监狱肺结核监区正是关押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地方,同时还担负着对结核病犯的教育改造任务。这里的每一升空气都弥散着高密度的病菌,随时可能威胁到民警健康,因此被大家戏称为高墙内的“特区”。

  一位老同志说,“铁岭监狱周围的空气中充斥着结核杆菌,甚至在后山的树叶上都检测出来了,只是结核病区的浓度更高,在这里工作的人患病风险更大。戴上口罩,衣服上、头发上、皮肤上到处都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沾染上的结核病菌,防不胜防,一旦身体免疫力低下,很有可能已经染上肺结核了。”

  而肺结核监区的民警们多年如一日,“零距离”面对病犯,改造他们的思想,救治他们的疾病,从不懈怠。他们不是医生和护士,却要学会专业的病理知识和护理技能;他们没有相应的报酬和防护设备,却始终脚踏实地、默默坚守。

  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践行着新时代监狱民警的忠诚担当精神,演绎着一个个令人闻之动容的故事。因为工作的特殊性,肺结核监区有不少民警向家人隐瞒自己从事的具体工作,因为他们不愿意让家人担心,社会上也有不少人不理解他们的工作。不要说外人对这个监区有“恐肺”心理,就是同一个监狱不同监区的少数民警也对结核病监区民警敬而远之,甚至中午在食堂吃饭时,都不敢跟他们坐在一起。

  铁岭监狱自1954年组建至今,有近四分之一同志轻度感染,体内留有自愈的钙化点,累计感染肺结核达200余人,有长期吃药保守治疗的、有开胸手术肺叶部分切除的,还有的民警把结核菌传给了自己的家人。

  但使命所系、职责所在,他们从未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与彷徨。时有犯人突发病情,急需抢救治疗,在监区民警心中,那一刻,病犯如同他们的亲人,与死神争夺生命从不轻言放弃。

  监区组建以来,不但使一批批病犯身体得到恢复,人生航标得到校正,还创造了无病犯交叉感染、无病犯非正常死亡的纪录,在这片特殊战场上竖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

  奇迹的创造,饱含奋斗与拼搏——

 

史良斌的“战地佳话”

 

  2016年10月的一个午夜,正在值班的医疗民警史良斌忽然听到监舍二楼有罪犯大声呼喊,“报告!肺结核病犯赵某不行了!”

  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时,赵犯右手满是鲜血,痛苦地蹲在监舍门口,呼吸急促困难、表情极度痛苦,史良斌根据赵犯症状判断是气胸,情况十分危急,此时的赵犯双手无意识抓挠造成右手出血。向监狱值班领导报告后,赵犯被紧急抬往X光室,确诊为双侧重度气胸!

  这在呼吸系统疾病中属危重症,所有人都紧张到了极点,于是迅速拨打了120。两分钟后120接通了,“你这是结核病,应转往结核病院。”

  人已经气胸了,咋办?

  只能将赵犯拉过来,等待胸外科医生会诊。

  市急救中心离监狱有10多公里远车程,最快也要20分钟。此时的赵犯已严重呼吸困难,接近昏迷,这一刻时间就是生命!

  不采取紧急措施就来不及了!

  史良斌决定,就地抢救。手术包打开了,迅速插管,没有水封瓶,怎么办?打开一个装有500ML生理盐水的玻璃瓶,作为临时水封瓶。就像一名战地医生为了挽救生命,寻找着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

  凌晨1时许,赵犯呼吸有所缓解。但由于手头只有一支引流管,另一侧的气胸还没有解决,无奈之下只能对赵犯另一侧气胸做临时抽气治疗。然而,这只能是临时之计,意味着赵犯每隔20分钟就要作抽气治疗。

  就这样,史良斌用这种最原始的办法一直维持次日早8时,最终成功把赵犯从死亡边缘硬给拉了回来。

  赵犯苏醒后面色苍白,用颤抖的声音用力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感谢警官救我!谢谢!”此时的史良斌同样累得面色苍白,在场的民警无不为之感到欣慰,因为他们用超常的付出和智慧又成功挽救了一名病犯的生命。

  史良斌后来说,“那天抢救过程中时间仿佛比任何时候都要慢,他每隔5到10分钟就下意识地看手表,除了极度紧张与劳累,另外就是满心企盼天快点亮,盼望有医生来协助他一同进行抢救。”

  再一次与死神赛跑

  走进罪犯的心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早已不是管理教育罪犯的独门秘籍,但史良斌却将这一方法运用得炉火纯青。

  2017年6月,监狱在一天的忙碌之后逐渐沉寂下来,结核病病犯张某因患耐药结核,咳嗽不止。一天,他找到史良斌诚恳地说,“我感觉自己的病情又严重了,我还能活着出去吗?”

  面对这样的提问,主治医生史良斌思索后,认真对他说,“你不要担心和紧张,只要你接受治疗,还有治愈的可能,若是病情严重,监狱还有暂予监外执行的政策。”

  张犯有些灰心,回到监舍后非常消极,情绪特别低落。明显暴露出无法活着走出监狱的念头,对平日的治疗也逐渐发生抵触。

  史良斌意识到,张犯的思想变化急需加以疏导,于是天天找他进行推心置腹的谈心。慢慢使张犯认识到治疗的重要性,开始积极配合治疗。但是,张犯的病情却持续加重,一个月后开始咳血,从最开始的小量咳血,到24小时持续咳血,有一天咳血非常严重,经过各种止血治疗均没有效果,躺在病床上的张犯再一次问史良斌,“我已经非常严重了,我能活着出去吗?”史良斌回答说,“你要相信医学,也要相信你自己,不要乱想,我在积极给你治疗的同时,已向监狱报告并通知你的家人,你可以到社会医院诊治,你要耐心等待。”

  第二天,在史良斌等同志争分夺秒的努力下,张犯顺利转入市结核病医院,成功得到及时救治。病情平稳后,张犯淌着泪水对史良斌说,“谢谢警官,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史良斌他们没有像社会医院的医生们所拥有的让人羡慕的职称以及可观的薪金待遇,有的只是各种可怕传染病的高风险工作环境和救赎各类祸害社会毒疮的责任担当,但他们用自身行动阐释了“奉献”两个字的深刻内涵。

 

徐迎春的无悔坚守

 

  徐迎春说,他始终牢记入警那一天,穿上警服,面对警徽,决心以坚定的信念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做一名忠诚的监狱人民警察,书写下生命最美的回眸。

  徐迎春,48岁,副监区长,一直在重症结核病监区工作,分管肺结核、艾滋病“双感分监区”。当初,被选派到“双感”分监区工作,徐迎春比谁都清楚这份职责的艰难,一旦被传染,不仅个人面对歧视和死亡,更意味着整个家庭行将破裂。

  家人朋友忧心忡忡,纷纷劝他“知难而退”,但朴实的徐迎春却犟起来,“选择了,就无悔!”

  “双感”分监区病犯集艾滋病、肺结核等重病于一身,在生理和心理上有“两差”和“三强”,即身体健康状况差、劳动能力差,恐惧心理强、猜忌心理强、抵触心理强。他们的思想极端,反社会心态严重,超过七成都是累犯,还有个别罪犯是“六进宫”累犯。

  在“双感”监区工作本身就意味着最大的奉献。2017年4月的一天,重症肺结核病犯赵某突然绝食,并且拒不接受治疗,听到分监区长的报告后,徐迎春立即同分监区长来到赵犯床边耐心询问原由。此时的赵犯面颊凹陷,袖口裸露出一节遍布疮疤的皮肤。交谈因他的干咳而断断续续,突然随着一阵声嘶力竭的咳嗽,“噗”的一下,一大口血痰喷在徐迎春的身上,霎时间,分监区长和赵犯都愣住了……

  只见徐迎春急忙拿出赵犯床下的脸盆,接住他继续呕吐的污物,并轻轻帮他拍打后背,一边拍打一边对赵犯说,“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活着才有希望,政府也会帮助你的。”赵犯听了之后默默地点头。

  事后得知,赵犯妻子提出离婚,使他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想法。在随后的日子里,徐迎春三番五次打电话做他妻子的思想工作。

  经过一番努力,赵犯妻子的心终于被打动,带着孩子前来探监。

  自此,赵犯对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

  赵某刑满释放当天,徐迎春亲自把他送出监狱大门,再一次告诉他要遵法守法、重新做人。赵犯妻子和孩子拉着徐迎春的手千恩万谢,在转身上车的瞬间,眼睛里蓄满了感激的泪水。

  其实,他们不知道,由于长期处于高危传染环境,徐迎春前不久也被传染上了肺结核,徐迎春在带病坚持工作,这份沉甸甸的付出和行动,撼人心弦。

  泪目的“还能扛”

  这是一个美丽得让人心痛的故事。

  徐迎春曾两度感染肺结核。2004年6月,徐迎春的右肺出现空洞,久治不愈,严重影响着肺部功能。2017年12月,他再一次倒在了工作岗位上,更要命的是这次感染的是耐药性结核,病菌在空洞边沿扩散,如若阻断不及时将永久性失去右肺。主治医生说,如病情控制不住,他的生命仅能维持5到8年,还要在药物与病魔的拉锯斗争中,承受精神与躯体的双重煎熬。

  这对于步入中年的他和家庭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按治疗周期和医保报销规定,他每住院两个月,需要重新办理出入院手续。期间社区医院和诊所为确保其他患者及医护人员安全,拒绝接诊,他只好把针剂拿回家,让爱人学着给他扎。爱人心痛他,躲在厨房里偷偷在自己胳膊上试,被上高中的儿子看到,动情地说,“妈,你这怎么行,还是在我胳膊上试吧,我不怕痛,并且年轻愈合快。”徐迎春听到后,一句,“胡闹!”还未完全出口,就被一声接一声的剧烈咳嗽给堵得上不来气,儿子吓得立即回屋,把门关上,在屋里默默抹眼泪。

  徐迎春则瘫坐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喘息。爱人一边轻抚他的胸口,一边泪如雨下。他平息下来后,叫爱人再试。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爱人看着大片於紫,实在下不了手,他鼓励着说没事,下次肯定能扎好。几十次尝试,她终于像护士一样准确熟练地掌握了静脉注射的要领。

  人民警察的职责让他担起工作,人民警察的荣誉让妻子撑起家庭。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治疗,他再一次顽强地回到工作岗位上。

  徐迎春说,“还能扛!”

  “还能扛!”

  一名人民警察的朴素语言,即使哪一天倒下,也终将以战斗者的姿态倒在固守平安、维护稳定的阵地上。

 

卜广义的青春芳华

 

  小卜说,到铁岭监狱上班的第一天,负责医疗的同志就好心提醒他们这批新警,进院一定要戴口罩,因为刮南风时令,满院子都会是结核病菌,连衣服上都会有,下班一定要换衣服,不然会传染给家人的。

  小卜说,这确实吓到他们了,从此口罩便成了他警服兜里的标配,从不离身。小卜也变得特别爱卫生,总洗手。

  劳动改造监区是做衣服的,劳动车间每天灰尘都很大。那时候小卜是监区内勤干事,负责监区罪犯减刑案卷以及其他公文材料的报送工作,还负责日常审批和报销,每天忙得不亦乐乎,不是在报送材料的途中就是在回监区的路上,每天上班先捋一遍今天需要报送哪些材料,再去监区领导那里问问有什么需要着急做的工作,然后便开始一天的忙碌。每天会见到单位的很多人,打很多的招呼,为此小卜感到充实而快乐。

  小卜就这样在内勤岗位上做了五年。2018年12月,小卜被任命为监区管教工作负责人,接替徐迎春负责“双感”分监区和康复分监区服刑人员日常管理教育工作。但是,这两个分监区只有他一名民警负责管教,每天的日常巡号等工作随时具有职业暴露的风险。此时的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思想上的压力也更大了。

  第一次巡号,小卜全副武装,带着深深的恐惧进了监舍,哪里都不敢直接用手去碰,呼气都怕吸进病毒……

  小卜腼腆地说,我还单身没结婚呢。

  隔着防护面罩跟病犯谈话,小卜敏锐地察觉到病犯们都挺不自然,是因为这身防护服让他们有了距离感吗?是的,他们是“双感”病犯,平常家里人都避而远之,前来探监的基本没有,狱外没人挂念,眼前是冰冷冷的栏杆,身患绝症的病痛时刻在折磨着他们。

  小卜说,这并不是可怜他们,而是一种换位思考。

  作为一名管理者,让一个人信服你很容易,但让一群人信服你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让一群身患绝症、罪重刑长的罪犯服你就更不容易了。

  为此小卜增加了巡号次数,找病犯逐个谈话,了解他们家里情况和通过他们的细微表情来揣摩他们的性格和心理。并且调整自身心态,不能因为他们有艾滋病就恐惧,去懈怠管理。从每一件小事做起,用一颗关爱的心去管理,多关心他们的痛苦和困难,去一件件解决他们生活中遇到的难处,冬天窗户坏了一直没修,马上修好;没有棉服,马上申请;处理棘手的问题坚持公开公平,用积极的态度和勇气去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接触,现在“双感”病犯都很认可小卜,能积极配合,有什么心事也愿意对他讲,监管改造秩序持续向好。

  坚不可摧的信念

  有那么几件事情让小卜的内心深受触动。“双感”病犯胡某,因为患艾滋病的原因,到市医院就诊后没几天便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在殡仪馆火化遗体时,胡犯的父亲来了,因为盖着白布,火化工让亲属确认死者是不是本人,他父亲离得远远地说,你把脚撩开我看一眼就行,这鞋就是我买的,是本人,化了吧。当时小卜的内心有些哀痛,连亲生父亲都不愿看最后一面,这就是艾滋病犯的悲哀,也更映衬出监狱民警作为特殊园丁的使命与担当。

  “双感”病犯王某,今年四月份突发高烧,化验结果显示耐药性95%,CD4值很低,随时存在生命危险。那几天谈话,王犯哭了,说本来就是无期,现在每天发烧烧得痛不欲生,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小卜立刻警觉起来,一面积极申请了针对他病情的药物,一面安排他的妻子对他进行亲情帮教。那阵子小卜急得睡不好觉,满嘴起泡。每天都找王犯谈话,积极开导,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王犯情绪逐渐稳定,性格也开朗了很多。

  每天接触“双感”病犯,小卜都挺小心翼翼的。有次巡号结束时,发现手上破了一个小口,之前完全没有感觉,那几天小卜做梦都是自己得了艾滋病,梦里那种委屈,时常把自己哭醒,去市医院检查,是阴性,大夫说这个病得过一段才能检查出来。度日如年地过了几个月,最后检查没事,小卜说,那一段确实挺煎熬的……

  但是即便如此,小卜做警察的信念也未曾动摇。

  选择了监狱人民警察这个职业,就等于选择了牺牲和奉献,就选择了风险和付出。

  采访小卜时,他悄悄告诉我,这几天,母亲又托人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叫他周末有空去见见。

  高危职业加上特殊的工作时间,小卜的相亲总是不了了之。他已经有点腻烦对面女孩先惊讶后紧张的表情。

  他盘算了一下值班表,苦笑着说,“周末要值班……”

  来“双感”监区工作差不多一年了,小卜收获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慢慢觉得自己真的成长了。

 

阳光洒满特殊校园

 

  在这里,他们既有医者的仁心,又有执法者的公正。既能让罪犯感受到似家人的关爱帮扶,又能让罪犯体味到如师者的春风化雨。

  在每年的世界艾滋病日,艾滋病监区都通过宣传图片、专家讲课和医学知识解答等多种形式,宣传艾滋病相关知识,组织召开艾滋病犯座谈会,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困难,鼓励他们正视现实、安心改造,进一步为罪犯营造良好改造环境,形成了积极向上的监区文化。

  本着病犯“在治疗中改造,在康复中新生”的理念,结核病监区组织罪犯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有书法绘画、歌咏比赛等,让病犯通过参与活动排解不良情绪,培养健康人格、释放内心压力,促进病犯积极治疗、积极改造。通过在罪犯中尝试音乐治疗,开展学唱爱党、爱国、励志等有益情操的歌曲,有效缓解病犯对疾病的恐惧,同时达到治疗和改造的目的。病犯们欢快的歌声传遍整个监院,形成了一道独特风景。

  监狱还针对病犯监狱特点,成立讲师团,开展《弟子规》学习和“圣贤教育”,编印《润泽心灵》读本、设置监舍墙报等用优秀文化占领罪犯思想阵地。举办罪犯“心理保健操”“重塑男子汉”等活动,连续多年开展母亲节亲情帮教活动,深化教育效果。母亲节当天,很多罪犯平生第一次给母亲洗脚,深情相拥的那一刻,悔过的泪花纷纷洒落。

  辛勤的汗水凝成清泉,洗涤罪犯灵魂深处的污垢;谆谆教诲犹如阳光,照亮罪犯灰暗尘封的心灵。

  六十载控瘟止疫,一甲子风雨兼程。有人说在铁岭监狱工作的都是硬汉子,能长期坚守的都是纯爷们儿。

  “监狱的安全稳定是广大一线战友们拿命换来的,营养补贴要发,有责任我来担!”监狱长张文金动情动义地讲到。

  监狱在优化值班模式的基础上,全员配发洗漱用品和夜间值班餐,为备勤民警提供优质舒适的备勤场所;民警洗衣房高效运转,确保警服换洗及时,有效避免与民警职工家属发生交叉感染;加强食堂管理,提高民警就餐质量;积极关注患病民警职工,重大节日监狱主要领导亲自走访慰问,让民警职工安心、安业;积极发挥工会职能,为民警发放生日蛋糕卡,生日当天发送短信祝福,把组织温暖送到民警职工心坎上;组织民警开展拓展训练,培养集体荣誉感和团队意识;组织民警积极参加羽毛球比赛、篮球比赛、征文比赛、摄影比赛等活动,丰富民警业余文化生活。通过一系列从优待警举措,不断激发队伍工作活力,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关爱聚拢人心,感动凝聚力量。

  2019年9月,省监狱局局长张振铎深入铁岭监狱艾滋病监区,认真听取工作汇报,用“居功至伟”一词对铁岭监狱多年来在各类传染病罪犯防治工作中所做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

  

尾声

 

  结束了一天紧张的采访,当我走出铁岭监狱大门时,薄暮的夕阳余晖淡淡地普洒在整洁的监院内,还有那颜色鲜艳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八个大字上,给眼前这一片繁盛的秋天景象增添了几分朦胧和暖意。

  我想,铁岭监狱战友们对待一个个扭曲的灵魂,就像这暖阳一样,热情、公正、温暖,驱走了病犯内心的阴霾,滋润着一颗颗曾被蒙蔽的心灵,塑造了一个个生命的奇迹。这就是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实践。

  岁月静好,一定是有人在负重前行!

  铁岭监狱战友们的音容笑貌萦绕在脑海里,交替闪现……

  这些默默无闻的一线民警们,在一个个极不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坚守着——病犯吃饭时他们看着,病犯看电视时他们看护病犯,病犯睡觉时他们站岗警卫;下班回家,睡一宿觉,第二天又匆匆被“收进”号里。罪犯终有释放日,而他们只待退休时,才能过上正常人的“正常”生活。他们把自己的青春与热血奉献在这与艾滋病犯、肺结核犯等集中关押的特殊监狱里。

  是什么力量让这群血性男儿默默承受工作的艰辛,牺牲自己的健康,舍家舍命地为扭曲的灵魂尽心尽力?

  忠诚如歌,荡气回肠;牺牲自我,誓死不悔!

  救赎,因曲折而多彩。

  重塑,因繁复而灵动。

  坚守,比誓言更掷地有声!

  他们已在崇尚时尚的大潮中落伍,唯有一身风骨和不屈的精神挺立前沿。

  我不禁想到,上世纪50年代著名作家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到,“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

  想到这儿,我不禁热泪盈眶,我联想到铁岭监狱那些可敬的战友们。美丽的鲜花离他们很远,邪恶和龌龊的尘埃离他们很近;金灿灿的奖章离他们很远,祖国和人民的希冀离他们很近。我想,监狱的安全稳定有力地保障了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安康。

  铁岭监狱那些可敬的战友们,他们用无畏和生命去保护它。换得一个天辽地宁,换得一个繁荣昌盛,换得一个国泰民安。

  他们在,平安在!他们在,盛世在!(文/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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